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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为难民做些什么?  

2016-03-18 15:13:46|  分类: 荷兰万象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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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在线特约专栏)3月10日应The Mobile Educator组织者邀请,观摩了莱顿大学教育研究院(ICLON)的一个教师培训。虽然参与和接触的教师培训很多,但这个培训却很特别。学员们都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今天是培训的第四个工作日。任务是讨论上次培训课学员们参与的一个课程开发设计游戏。培训专家安排我作为临时学员参加小组的讨论。面对我这个半路加入的陌生人,三位学员没有丝毫拘束感。两位30岁出头的女学员首先发表自己了观点。有些腼腆的小伙子安静地听着,轮到他发言,一开口,竟是地道的英语。集体讨论时,女学员们的主动性和犀利程度决不逊于男学员。一位40岁出头的女学员说;“在叙利亚教书时,教师好比‘机器人’,只能按照教材规定的教。而这个游戏启发我们如何自主开发课程,我自己还需要时间适应这个新理念。” 有些问题荷兰教育培训专家还未曾遇到过。比如,一位30岁左右的男学员问:“这个游戏是否适合用于创建政治党派?”培训专家先生对学员说:“这个游戏在不同国家的教师培训中使用过。在这个阶段,你们的表现非常优秀。”

午餐时间,采访了三位学员。Ayman(32岁),用中文向我问好。他说自己是一名英语教师,在迪拜工作时,认识了一些中国朋友。还曾在土耳其教过书。自己会讲土耳其语、阿拉伯语、英语,现在正在学荷兰语。说到未来,脸上掠过一丝的焦虑与不安,不知什么时候能拿到居留许可,更不知自己的未来在哪里。38岁的Kinda是个幸运的人。她和老公还有三个孩子都已获得居留许可。她在叙利亚是一位初中数学教师。交谈中,她始终面带笑容。谈及因战乱而失去自己5岁的女儿时,她说:“苦难经历多了,也就学会了面对苦难。我选择向前看,否则自己会失去活下去的勇气。我还有三个孩子。”Siham(44岁)则是个快言快语的人。她是一名英语教师,曾经在科威特工作过,后来回到叙利亚。三个月前,她一个人抵达荷兰。老公和两个孩子还在叙利亚。她觉得每周一天的荷兰语课太少,想尽快多学点东西。到莱顿培训,往返路程近7个小时,她一点都不觉得辛苦。说到自己的未来,她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家人能来荷兰团聚,同时也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回到叙利亚。我问他们,荷兰的培训专家和叙利亚的专家有啥不同?三个人争着回答:太不同了!在我们叙利亚的大学里,那些教授们的鼻子都要翘到天上了。这里的培训老师们对待我们像朋友、总是鼓励我们、培训气氛特别宽松。Siham说:“只有学生喜欢你了,才能喜欢你教的那门课。这也是我自己的教学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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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与学员在一起

The Mobile Educator是什么?为什么说它很特别?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需要对当下的“难民危机”的规模和特点做个交待,对荷兰的公民意识与社会问题互动机制做个阐述。

自2015年7月份以来,难民话题一直主导欧洲媒体。9月2日社交媒体上一张令人心碎的照片让对难民潮持不同意见的欧洲领导人坐到一起,德国首先“挺身而出”。之后,难民从不同途径涌进欧洲。以荷兰为例,10月份难民数量达到高峰,仅当月申请避难的人数超过5,000人。2016年2月29日统计数据显示,荷兰难民接待中心(AZC)收容的难民数量达到46,023人,其中45%的难民来自叙利亚;四分之一的难民是未成年人,这中的四分之一,2,508人没有父母亲人陪伴,其中叙利亚儿童数量接近一半。据权威机构预测,2016年入荷难民总数量将超过2015年,达到6-9万人。据联合国今年二月份的数据,儿童比例上升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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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海水冲上岸的叙利亚儿童尸体

根据荷兰法律规定,难民中的未成年人与荷兰同龄人有同样接受教育的义务和权利。这意味着,荷兰政府必须为难民中5-17岁的人安排就学。而且,根据国际人权条约的规定,学龄儿童抵达荷兰后72小时以内必须得到就学安排。由于涌进的难民数量大,而且难以固定住处,这给就学安排造成了困难。在半年到一年半的等待审批过程中,很多孩子从学龄儿童成为18岁的成人。这意味着,他们将失去接受免费教育的机会。新闻媒体不断报道的难民接受站的骚乱中,青春期的年轻人占很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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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微博发布难民危机

 
2015年12月18日荷兰德温特大学提交了一份《难民接收》调研报告,其中一组调查数据反应了当时荷兰民众对接收难民的看法。此调查显示,42%的人对在他们所居住城市内设立难民接收站表示“无条件”的接受,29%的人表示可以“有条件的”接受,21%的人表示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巴黎连环恐怖袭击暴露出恐怖分子长期居住在布鲁塞尔这个邻居家里。特别是2016年新年在德国科隆发生的大规模性侵,挑逗着荷兰民众的神经。越来越多的荷兰人开始厌烦布鲁塞尔和海牙那些唾沫星子乱飞的政客。社会对难民的同情在降温,对待难民的态度也在撕裂着荷兰社会。当一部分人走向极端时,另一部分人在寻找长远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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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现场

 
“我能为难民做点什么?”是我从身边荷兰人嘴里经常听到的话。每个人做自己能做的,让这些难民尽快适应荷兰社会和生活方式,既是难民的诉求,也符合荷兰多数人的利益。Marc van den Muijzenberg,荷兰学术服务创办人(Dutch  Academic  Services)在接受采访时引用了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曼德拉先生的一句话:教育是改变世界最强大的武器。曾经在国家培训学院(ROI)任职多年的Van den Muijzenberg毕业于莱顿中东欧历史系。在民主体制薄弱的中东、南苏丹、哈萨克斯坦、东欧地区从事过多年的公务员和公共事务培训。谈到现在的中东难民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后果”。90年代末欧洲对中东地区的发展援助撤回,中断了很多有长远意义的援助项目,任由其发展。世界的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只是我们太容易忘记历史的教训。我和多年的合作伙伴莱顿大学教育研究院(ICLON)的Henk Frencken借用我们谙熟的“培训-培训者”项目理念,提出了针对难民的The Mobile Educator项目构思。目的在于帮助难民中的教师了解荷兰的民主教育理念和方法,提高他们的专业能力。并通过这些教师的教育实践,继续培训其他的教师。

Van den Muijzenberg称The Mobiel Educator项目是一项“公民倡议”,他认为,“自己作为公民有责任参与国家事务、解决社会问题。” The Mobile Educator,即“流动的教育人”,无论将来留在荷兰,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都是传播民主教育理念的人。我说:“流动的教育人”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犹太民族的教育理念。犹太民族几千年的颠沛流离历史中,教育从未缺位。教育正是犹太民族强盛不衰的源泉。Van den Muijzenberg似乎没有联想到这一点,但对这个看法极为认同。他的妻子来自犹太家庭,他的认同应该一种是发自内心的自然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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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网页

The Mobile Educator项目为什么会落户莱顿?为什么培训对象会是叙利亚难民?陪训费用如何解决?带着这些疑问,在莱顿大学教育研究院(ICLON)采访了此项目的另一位倡议者,高级教育顾问Henk Frencken先生。“我和Marc曾在多个国际教育培训项目上有过合作。”“你瞧”,他指着窗外,“马路对面那几栋建筑是莱顿的一个难民接收站。91%的叙利亚战争难民都能拿到荷兰政府的避难许可。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三分之一的接受过高等或中等职业教育,而且大部分会讲英语。他们虽是难民,但更是人才。去年12月某日,当我再次看着窗外的那几栋楼时,感慨地说,为什么不培训那些已经获得难民资格的叙利亚教师?Marc听后,看着我,笑了。”这个听上去很“美好”的主意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ICLON负责人的认可、大学后勤部门的支持、同事的积极回应和全国教育界同仁的声援。Frencken最常听到的还是那句话:“我能为这个项目做点什么?”,尽管每位参与者知道这个培训项目不但不能收费,而且还要为学员们想办法寻求赞助以补贴交通、用餐、甚至学习工具费用,还要搭上自己大量的业余时间。

“小气”出名的荷兰人,这时怎会如此“大方”?曾经写过一篇《荷兰中学的一堂历史课:从历史角度看难民危机》(https://helanonline.cn/article/14161)的文章,里面介绍了荷兰黄金世纪与宗教移民、战争移民的关系,特别是莱顿17世纪纺织业欧洲中心地位和科学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与新教移民的关系,或许它能帮助读者从历史中寻找到自己的答案。

在荷兰的叙利亚难民会响应这个倡议吗?2016年2月中旬The Mobile Educator——叙利亚难民教师培训项目开始招募学员。培训的首要具体目标是:培训结束后,学员能够将信息网络技术运用到教学中、自主开发教育项目和课程,并运用现代教学法授课。不到一周,报名人数达到60人,经面试20人获得第一期培训机会。16次全天培训,每周两天。参加义务培训的教育专家有25位。3月4日,莱顿大学发起的网络募捐完成首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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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顿大学发起的网上项目资金募集

 
荷兰社会如何看待这样的倡议?这个项目在筹备阶段已经引起各方的关注。媒体报道后,民间的反应也是不尽相同。一位听众在网上留言:“有这钱,能不能先关心一下国内的教育?”当然,也有鼓励。一位捐款人留言:“我在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营工作。深知叙利亚专业人士和叙利亚难民中的青年人在教育问题上遇到的困难。我打心底里支持这个倡议!”另一位写到:“不错的倡议。你们实实在在地为难民做事,提供给他们寻找新未来的机会,真好!”还有一位这样阐述自己的捐款目的:“教育意味着‘自由’。好棒的倡议!ICLON和荷兰学术服务机构为这群人走向自由之路助了一臂之力……谢谢!”

在观摩培训时,遇到了一个小插曲。上午时段进行中,一位莱顿大学天文学院的教授带着一位博士生来到现场,向学员们介绍了一个由荷兰天文学家倡议的,通过帮助弱势儿童群体了解宇宙、开拓眼界、增进全球公民意识、培养宽容心的志愿者项目UNAWE(Universe Awareness,NGO)。他们来的目的是招募学员参加这个倡议,通过科普项目帮助难民营中的孩子们。

这个针对难民的项目无利益可言,有可持续性吗?目前这个项目的第一和第二期完全依靠志援者的无偿投入和募捐资金。项目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Van den Muijzenberg说: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是做好这一期和六月份的第二期培训。我坚信,教育是解决中东冲突与混乱的长远之计。目前正在筹办The Mobile Educator基金会,希望这个项目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我的计划是,不久的将来,组织一些学员们回到中东地区,在当地和周边地区建立培训点。这个项目为欧盟解决难民问题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途径。现在需要做的工作是,让布鲁塞尔和海牙的政客们更多地了解这个“公民倡议”和它的现实意义。

3月13日深夜,BBC中文网推出一条新闻:《前难民赢得百万美金“全球教师奖”》。获奖人阿尔.赫鲁布女士在领奖时告诉观众:“教师可以改变世界”。这名巴勒斯坦女教师在难民营长大,现在是难民孩子的教师。她说,她将把奖金用于帮助她的学生。一位真正的Mobile Educ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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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cerock中荷教育
1967年生人。目前侨居荷兰,在读教育学博士研究生,主攻教师专业发展动机。来荷前,在国内涉足国际经济商务。2005年在荷转入教育行业,就职于荷兰某应用科技大学中国事务政策顾问。荷兰莱顿大学教育科学硕士毕业后专注教育研究领域。兴趣领域涉及:教育政策、教育文化比较、家庭教育理念与实践、跨文化行为。一个喜欢透过看不见的网络获取真实沟通的终身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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