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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朝天》:中国公路的权力叙事   

2016-02-12 18:25:3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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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路朝天》:中国公路的权力叙事 - 荷兰在线 - 荷兰在线

 

文/Louis Hothothot

(荷兰在线特约专栏)关于中国公路,在权力的叙事里,有着种种光鲜亮丽的记录:1988年,沪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实现了中国大陆高速公路零的突破;至2012年中,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9.6万公里,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到2014年年底,这一数字增长至11.2万公里;中国高速公路保有量排名位居世界前列,是印度的371倍。关于中国的现代化的丰功伟绩,类似的表述更是枚不胜举。

那么在过去的30年,中国的山川大地、人心道德经历了什么变化?路,朝向何方呢?

2010年3月,纪录片导演张赞波化名张赞混入湖南溆怀高速公路第14合同段项目部,潜伏3年,手提摄影机跟着项目部走完工程的重重程序,从开工到通车,他捕捉到了中国工程食物链下中低端的生存状况;他们包括娄底路桥公司的职工、修路民工、包工头、工程监理、当地村民、基层官员、祈福和尚、乡村教师、被拆迁户等和这条公路相关的一切。

4年之后,纪录片《大路朝天》终于完成,并在2015年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电影节上首映。与此同时,同题材图书《大路》在海峡两岸相继发行,饱受两岸知识界推崇,获得多项大奖,马英九亲自向作者颁发了2015年台北书展“年度之书”大奖。



借用张赞波的影像和文字,我们得以见到:高速公路的各项工程几乎全数是层层转包,每多一层程序就多一层剥削;我们也得以见到,仅仅一小段高速公路的建造,竟然会完全牺牲了中伙铺村的地方生态,水源被破坏,民房被铲除,千年古迹也荡然无存,人竟然在自己的土地上失去家园;我们还得以见到,来自山区农民工,在毫无设备保护下,用身体筑起高桥,而他们的工资却被官商层层盘剥;最后,豆腐扎般的工程被通车典礼包裹的花团锦簇,而此时却不见衣衫褴褛的民工的身影;最后我们更是无可奈何地得以见到,那些既愤怒又顺从、既坚韧又懦弱的农民工,在他们得到了微薄的收入后,马上奔赴下一站——沿海的“血汗工厂”。

电影仅有95分钟,书只有404页,然而思考的力量渗透纸背,辟出大片空间等待观者填充。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发展”就成了政治上正确的铁律,一切的决策都以发展之名;航天飞机、航空母舰、奥运、高铁、城建、各级政府、各种政绩工程工程,统统都在以发展的名义进行着空间和权力上的争夺。然而决策层和民众之间,却没有出现谈判和沟通的空间。

发展,自然是以现代化为方向发展,然而现代化意味着什么?中国知识分子做出了3百多年的讨论。就在《大路朝天》的发生地——大湘西的中伙铺村,这里曾留下过林则徐探索现代化的官方足迹,也有沈从文的民间笔墨。今天,同样在云山雾绕下,如今的山河挟裹着被所谓现代化蹂躏的伤痛,换了容颜,权力的意志高高地凌驾于民间之上,而人何以堪呢?


 

在张赞波的家乡,有一句标语是“谁不加快发展就是邵阳的千古罪人,不孝子孙,混世魔王”。这句标语里透着威权、荒诞,但在中国司空见惯。在现代性的发展的权力叙事中,从来就没有底层的声音。

张赞波说到中国的发展有“速度迷恋”。一方面是科技和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一边是环境倒退和信仰缺失;而人们来不及同情弱者,也来不及思考——我们要去哪儿?一切都是“百年大计,只争朝夕!”。同时,政治的、民间生态的、权力的、或者我们个人的原因,使得“发展”变得暧昧又荒诞。比如庙拆了,村民们放了一通鞭炮,用油布搭了一个简易的棚子,再用大红绸带捆缚着慈眉善目的释迦牟尼塑像,将他安顿在山腰处的一块空地,张赞波在书中写到:“他将孤独地立在这里,默默地看着山脚下向东而流的龙门溪,看着对面的山峦一点点被推倒,渐渐凿出一条大路的雏形……直到新寺建成,它才会结束这段寄人篱下的生活”。

大佛的拆迁是一个传统文化被拆迁的缩影,所有的传统、信仰、文化、道德、尊严在今天是何等褴褛!今天就是一个挖山开路的时代,滚滚洪流势不可挡!任何人、宗祠、历史、传统都像螳臂一只,无法阻止现代化的大车。可是民间的诉求怎么样能对决策产生影响呢?


在拍摄的时候,张遇到了体制内同行,带着大笔资金和官方支持,奉命拍摄一部主旋律的纪录片《三峡》,但大家同行不同道——真是"大路朝天,各走一遍"!张赞波的独立作者的身份,让他遇到了很多困难,多次陷入纠纷,甚至被人打过。他曾开玩笑说:"拍了3年,挨骂的镜头都够剪一部片子了。"然而这些,让他保持了个人的视角和体验(他为此甚至拒绝过投资)。在采访中,他说“我是不忌讳表达情感、立场和主观性的,我力求我所展现的这些事实是非常细致客观的,但是我也毫不忌讳自己依附于这样的事实,我的主观情感是强烈的”。可以说,他的作者立场主导着对问题的挖掘,把事件的杂融性和复杂性呈现出来,又梳理的条理清楚,让观者跟随作者的脚步,走完3年历程。

 

无独有偶,在2015年,中国导演周浩的纪录片《中国市长》也将大量的镜头给了被拆迁的城市民众上。大同市的时任市长耿市长为了建设大同古城,拆迁民房换取空间,于是大量的问题产生了,我们看到了上访、维权,官民对立的场面;也看到了市长怎么对待这些问题——和所有的高层领导一样,以霹雳手段行政绩工程;最后,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政府作决策时将人民关在门外!

有一段镜头是耿市长的个人陈述,他谈到:“现在的建设是功在千秋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要快干---这是大同百年一遇的机遇---”,这时候,其实有大量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这是大同百年一遇的机遇”?拆了民房,建出来仿古建筑,就是文化城市了吗?当代的文化城市一定要恢复仿古建筑吗?暴力拆迁,制造出了官民的紧张对立,以负债40亿为代价,平地建造仿古建筑,能够在今后复兴文化吗?

在《中国市长》中,有一个教师模样女人,她的房子被拆了,柔弱的她对着镜头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样教育孩子,是告诉他们相信法律、相信政府,还是别的”;她的问题揭示出了一种普遍性的民间迷茫,不管是在尘土飞扬的大同,还是在云山雾罩的湘西。两个最紧迫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通向何方?这需要政府和人民共同商讨,可是对立的双方该怎样才能和解呢?

这迷茫的路!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文不代表本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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