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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独立纪录片:公民行动进行时  

2014-05-02 19:43:52|  分类: 文化风尚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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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华氏911》、《神经病人》等纪录片的人一定对美国导演迈克·摩尔印象深刻:这位因吐槽美国政府而赫赫有名的“钉子户”,最拿手的就是通过拍摄纪录片来给政府挑刺,揭露社会问题。在当今中国,虽然还没有迈克·摩尔这样的“纪录片大拿”,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选择独立纪录片作为介入社会生活的表达方式。

近日,一篇发表在学术期刊《亚洲研究》的文章指出,中国的“影像行动主义”(Video Activism)正悄然兴起。作者对2004到2010年的独立纪录片作品进行观察,认为它作为一种“独立媒体”,在与主流媒体、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形塑着公民的身份观念,日益推动着中国社会公共空间的建设与转型。

新中国成立以来,纪录片的话语风格随着时代变迁和技术进步有所变动。曾经,毛时代的纪录片有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纪录片实际成为政治宣传片的代名词。改革开放后,下岗、贫穷、教育缺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受人关注,一部分职业、半职业电影人通过私人出资方式拍摄独立纪录片,关注弱势群体,反映社会问题。他们的作品带有一定批判色彩,于九十年代形成了“新纪录片运动”。

进入新世纪,随着技术的发展,数码摄像机开始普及,独立纪录片的制作成本大大降低,数以百计的作品涌现出来。大量独立纪录片着重揭露社会中的丑恶与剥削现象,开始以“耸人听闻”的主题为卖点,甚至不经当事人同意就使用了他们的图像资料。然而,自2004年起,这种方式渐渐被舍弃。部分独立纪录片开始采用实验性的话语风格——以一种“调查记者”的姿态,大量使用调查采访的第一手资料,传达着与主流媒体不甚相同的观点与信息。

比如,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大量主流媒体报道聚焦在救灾英雄或灾难本身,而潘剑林纪录片《谁杀了我们的孩子》则聚焦在地震中校舍倒塌导致学生伤亡的事故,通过对受害人家属以及相关专家、官员的采访,披露了事故背后的争议与问题。同样,徐辛的纪录片《克拉玛依》展现了1994年新疆克拉玛依友谊馆发生大火、导致200多名学童葬身火海后,学童家长们10多年来痛苦不堪的生活与回忆。针对外界流传的悲剧起因——那句“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由于话题敏感,主流媒体极少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实地采访。

除了独立导演对灾难、事故进行调查性拍摄,文章作者认为,还有一类新的影像风格,可归为“行动者”的纪录片。这些独立纪录片的导演通常不是专业的电影人,而多为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和记者。片子的议题更为广泛,包括环保、艾滋病、人权与法治等大量公共性的社会议题。这类纪录片通常不是按照拍摄计划进行,而是在偶发事件中拍摄,甚至常常与当地民众一起对抗来自官方的压力,从而自下而上反抗官方主流媒体垄断的话语权。而在制作和传播这些纪录片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拍摄者还是观看者,他们对公共话题的讨论、关注与参与都促进了其公民身份观念的养成。

首先,制作者担任了公民行动者的角色。他们多是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对于社会行动者来说,独立纪录片是一种直接有效的参与工具:这不仅记录了他们的言行,更是参与者“到达现场”的见证,具有真实性和力度。知名公民行动者、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在她的纪录片《公民调查》中,就拍摄了公民行动者谭作人等人追踪四川地震校舍倒塌真相的过程。这不仅是对公民调查活动的确证,也在向社会传播着调查本身所关注的话题和信息。片子在网上公布后,更多的志愿者、行动者参与到了调查中来。

其次,观众在观看中公民意识得到了激发和培养。由于独立纪录片一般只通过网络或小范围放映进行传播,因而所吸引到的观众一定是对影片内容感兴趣、关注相关社会话题的人,如电影专业教授、学生以及NGO工作者等。尽管观众规模未必庞大,互动却往往十分热烈,从纪录片形式到内容各方面进行讨论。艾晓明的纪录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正片内容之外就记录了观众的交流过程,片子的放映为相关议题关注者提供了公共讨论、表达意见的空间。

此外,独立纪录片不仅对小部分知识分子、公民行动者有所影响,还能唤起大众对公共问题的关注,甚至动员公民的直接参与。最显著的例子即是环保议题的纪录片。著名民间环保人士、奚志农的妻子史立红,曾拍摄纪录片《怒江之声》,这是国内第一部反映怒江的原住民对于怒江建坝的不同声音的纪录片。在拍摄之初,当地居民并不愿意对史立红团队表明自己的真实想法,只是被动地接受政府的移民政令。但随后史立红为他们播放了漫湾大坝建设时的纪录片,片中居民反映出补偿过少、移民后失业贫穷等问题,面临相似情况的怒江居民最终也敢于表露出自己的不满声音。最终,在民众的压力下,当地政府同意提高补偿额度并为移民提供医疗保险。而由于怒江大坝引起的多方争议,该建坝项目被暂时叫停。

由于独立纪录片的“独立性”——不追求商业利益,也不需接受有关部门的审查,它们更有可能建构开放的对话空间,对主流媒体的官方意识形态做出批判,形同“独立媒体”。诚然,在中国,独立纪录片、尤其是关乎社会公共话题的纪录片作品仍然属于小范围制作,但却是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并不断成长的草根现象。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政见网,不代表荷兰在线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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